上午十点，希望基金小院。

这里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热闹，但气氛不同以往。

不是领粥的难民队伍，而是来自各片区的代表，还有自发前来感谢的百姓。

院子里堆满了东西：成袋的米面、整匹的粗布、一筐筐鸡蛋、甚至还有两只活鸡。

何三姐头上还缠着纱布，但已经能下床走动了。她正指挥几个妇女登记造册，忙得团团转。

“刘婶，你这十斤白面记下了啊，回头给你开收据！”

“张大爷，鸡蛋我们收下了，但这鸡您拿回去，自家补补身子！”

“哎哟李嫂，你这被面太金贵了，我们不能收……”

贾玉振走进院子时，看见的就是这番景象。他眼眶又热了。

“贾先生来了！”有人喊了一声。

院子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然后，不知道谁带头，所有人都开始鼓掌。掌声起初零散，很快汇成一片，热烈而持久。

贾玉振摆摆手，掌声才渐渐平息。

“乡亲们，”他开口，声音有些哽咽，“该说谢谢的是我。没有你们的信任和配合，我们不可能组织起这么大规模的疏散。是你们每个人，救了这座城市。”

一个老太太颤巍巍走上前，拉住贾玉振的手：“贾先生，我儿子在前线打仗，我带着孙子在重庆。要不是你们，我和孙子可能就……你是我家的恩人。”

“大娘，您言重了。”贾玉振扶住她，“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”

又有人喊：“贾先生，以后要是再有这种事，我们还听你的！”

“对！听贾先生的！”

贾玉振等大家安静下来，才说：“这次我们能成功，是因为提前有准备。但靠临时动员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我有个想法，想和大家商量商量。”

所有人都竖起耳朵。

“我想把希望基金，升级成‘重庆民间互助总会’。”

贾玉振说，“不只是发粥、办夜校，还要建立常备的防灾体系：每个街区有自救队，每个片区有救护站，定期组织演练，储备应急物资。

这样，不管遇到空袭、毒气、火灾还是洪水，我们都能第一时间自救互救。”

人群里响起议论声。

“那得花不少钱吧？”有人问。

“钱的事，大家一起想办法。”贾玉振说，“政府有防灾拨款，我们可以申请一部分；

企业、商会可以捐助一部分；

老百姓自愿出一部分——就像这次大家捐的这些物资，就可以作为启动资金。

关键是，要把这套体系制度化，长期坚持下去。”

冯四爷站出来补充：“而且，不光是防灾。平时可以办识字班、技能培训、医疗服务，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。这叫‘平时服务，急时应急’。”

“这个好！”老赵在人群里喊，“我们码头工人第一个支持！出人出力出钱，都行！”

“纱厂女工也支持！”细妹的声音清脆。

“学生团体支持！”

“江北棚户区支持！”

表态声此起彼伏。贾玉振看着一张张热切的脸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
这就是民心。这就是力量。

“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我们就着手筹备。”

他说，“张万财负责财务规划，何三姐负责物资管理，冯四爷负责人员组织，苏老师负责宣传培训。我们先起草章程，然后开成立大会。”

“好！”

人群渐渐散去，小院里又恢复了平静，但那种新生的活力，弥漫在空气中。

苏婉清走到贾玉振身边，轻声说：“玉振，延安那边又来信了。”

贾玉振接过信。是伍豪的亲笔信，比上次更恳切：

“贾先生台鉴：欣闻重庆民众自发组织，防御毒气之灾，先生能成功抵御毒灾，此乃群众路线之伟大实践，令我辈深受鼓舞。延安正致力于建设新民主主义之社会基础，亟需先生这般知行合一之士。若蒙不弃，盼能早日北上，共商国是，共建未来。延安大门，随时为先生敞开。伍豪敬上。”

信后还附了一页纸，是李得胜的题词复印件：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。笔力遒劲，墨迹淋漓。

贾玉振久久凝视着那八个字。

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

这不正是他一直在做的事吗？

“婉清，”他忽然说，“等互助总会的事步入正轨，我们去延安看看吧。”

苏婉清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贾玉振把信小心折好，“我想看看，那边的‘群众路线’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”

下午两点，重庆陆军医院。

铃木雅子躺在隔离病房里，身上插着好几根管子。她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，医生说她吸入了微量芥子气，又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江水里，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。

赵组长站在病房外，透过玻璃窗看着。

铃木的脸色苍白得像纸，只有监护仪上起伏的波形证明她还活着。

“赵组长。”一个军医走过来，“她刚才手指动了一下，可能快醒了。”

赵组长点点头，推门走进病房。

他在病床边坐下，从怀里掏出那张被江水泡得模糊的照片——铃木母亲的遗照。他用袖子擦了擦，轻轻放在铃木枕边。

也许，这是她醒来后最想看到的东西。

铃木的眼皮颤了颤。

赵组长屏住呼吸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铃木的眼睛缓缓睁开。

起初是茫然，然后渐渐聚焦。

她看见了赵组长，看见了白色的天花板，看见了枕边的照片。

“你醒了。”赵组长说，声音难得地温和。

铃木想说话，但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。赵组长用棉签蘸了水，轻轻润湿她的嘴唇。

“……任务……”她终于发出声音，嘶哑得像砂纸摩擦。

“完成了。”赵组长说，“毒气仓库被炸，剩下的毒气弹也没投下来。重庆……安全了。”

铃木的眼泪从眼角滑落。她看着枕边的照片，伸出手，轻轻抚摸母亲的面容。

“……母亲……”

“我们尽力了。”赵组长说，“但上海那边……还是没赶上。”

铃木闭上眼睛，泪水不断涌出。但她没有哭出声，只是默默流泪。许久，她重新睁眼，眼神里有种破碎后的平静。

“……谢谢。”

“该说谢谢的是我们。”赵组长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张纸，“这是贾玉振先生托我带给你的信。”

铃木接过。信很短：

“铃木小姐：闻君重伤，心甚忧之。君之选择，救数十万人命，此乃大勇大义。

望安心养伤，待君康复，可来重庆，看这座因君而存之城。

另，君母之事，我等会继续追查真相，还她公道。贾玉振书。”

铃玉握着信，久久不语。

“贾先生还说，”赵组长补充，“如果你想留在重庆，他可以安排。如果想回日本……等战争结束后，也可以安排。”

铃木摇摇头，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：“……不回去了。那里……没有我的家了。”

她看向窗外，重庆的天空正蓝。

“我想……留在这里。做点……能赎罪的事。”

赵组长点头：“好。等你养好伤，我带你见贾先生。”

他站起身，准备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又回头说：“对了，王铁柱……就是那个牺牲的队员，他母亲已经接到了重庆。

贾先生安排她进了希望基金的工坊，有工作，有住处。老太太说……儿子死得值。”

铃木的眼泪又流下来。

“替我……向他母亲……说声对不起。”

“该说对不起的，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人。”赵组长说完，轻轻带上了门。

病房里安静下来。铃木看着窗外的蓝天，看着枕边母亲的照片，看着手中贾玉振的信。

她活了二十五年，前二十四年都在服从、杀戮、麻木中度过。直到这最后一年，她才真正活过——痛苦地、挣扎地、但真实地活过。

这条路，她还会走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