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望基金的小院里,秋雨刚歇,青石板缝里渗着湿漉漉的水光。
堂屋里炭盆烧得正暖,贾玉振坐在旧藤椅上,手里捧着一杯何三姐熬的姜茶,看着玛丽翻阅稿纸时表情的细微变化。
起初,玛丽的眉头是舒展的——阿拉巴马州小镇的风物,码头工人老福雷斯的粗豪,税务员克莱德的刻板,二战胜利后普通美国家庭客厅里的电视机、雪茄和啤酒……
这些细节栩栩如生,带着一种让她感到亲切的、属于美国小镇生活的温热质感。
然后,她读到了那场争论。
关于那位“坐着轮椅却让全世界站起来”的总统。
玛丽的指尖在稿纸上顿住了。
她抬起头,碧蓝的眼睛里映着炭火的光,也映着难以置信的震动。
“贾,”她的声音有些发干,“你在这里写……这位总统是‘累死在任上的’?还特意点明,故事发生的那天,是‘若干年前他逝世周年的日子’?”
贾玉振啜了一口姜茶,热气氤氲了他的面容:“怎么,写得不像?”
“不是像不像的问题!”玛丽放下稿纸,身体前倾,压低了声音,“这是……这是对现任总统的隐喻吗?还是说,你在预言什么?罗斯福总统的身体状况确实是机密,但……”
“玛丽,”贾玉振平静地打断她,“我写的是一个虚构的故事。故事里的‘伟大舵手’是一个虚构的、象征性的领袖形象。
你可以把他理解为美国精神某种特质的化身——坚韧、革新、争议,以及在艰难时刻引领国家的意志。至于‘累死在任上’……”
他微微一笑,“这难道不是所有鞠躬尽瘁的领袖,最可能、也最富悲剧英雄色彩的结局之一吗?历史上,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。”
玛丽紧紧盯着他:“但时间点太巧了。故事里孩子出生的‘今天’,是那位领袖的忌日。
外面电闪雷鸣,电视里播放着他的传记片……这种强烈的象征意义,读者不可能不产生联想。
尤其是现在,华盛顿确实有关于总统健康问题的……一些私下议论。”
“所以呢?”贾玉振反问。
“所以这一段,很可能发表不了。”玛丽直言不讳,手指敲着稿纸,“《时代》周刊不会冒这个风险,oSS更不会允许。这太敏感了,贾。
这不像你之前那种基于经济数据的推测,这是在触碰最高政治神经。”
堂屋里沉默了片刻。
炭火噼啪轻响,院外传来“听风者”少年们压低声音的嬉闹。
贾玉振忽然笑了。
那笑容里有一种玛丽从未见过的、近乎狡黠的光芒。
“玛丽,你是个好记者。但你有没有想过,什么样的文章,最能引爆热度,让一本新书的连载,从一开始就抓住所有人的眼球?”
玛丽皱眉:“有争议的、触及敏感话题的。但这也意味着危险。”
“危险和机遇,从来是一体两面。”
贾玉振放下茶杯,声音不高,却字字清晰,“语不惊人死不休。要想在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,你就需要一枚足够响亮的开篇惊雷。
这一段——关于那位‘累死在任上’的领袖,关于他忌日当天的天地异象和一个特殊孩子的降生——就是这枚惊雷。”
他顿了顿,看着玛丽眼中变幻的神色,继续道:“我教你一个在中国文人间流传了很久的法子。
你先用这个开头,把文章发出去。引爆话题,吸引所有目光——赞美的、愤怒的、好奇的、恐惧的。
让报纸销量飙升,让电台争相讨论,让华盛顿的政客们拍桌子。”
“然后呢?”玛丽下意识地问。
“然后,在审查的压力真正落到你头上、在杂志社可能受到实质威胁之前——”贾玉振的眼中闪烁着冷静而锐利的光,“你主动登报道歉。”
玛丽愣住了:“道歉?”
“对。以你的名义,或者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。”
贾玉振语速平缓,像是在陈述一个早已谋划周详的方案,“你就说,这段内容是一位东方学者朋友与你打赌时的戏言。
那位朋友说,在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,批评甚至嘲讽总统一度是知识界的风尚,是言论自由的体现。
他赌这样的段落一定能发表,因为它触及的是领袖的‘人’性而非神性,是历史的悲剧感而非政治攻击。
而你,出于对言论自由理念的坚持,或者说,出于一丝好胜心,接受了这个赌约,将其刊出。”
他身体微微前倾:“接下来,你可以找几个专栏作家,在别的报纸上发起论战。一方痛斥这是‘对伟大领袖的亵渎’‘境外势力的恶意揣测’;另一方则扞卫‘文学虚构的权利’‘历史反思的自由’。
把水搅浑,把话题炒热。焦点会从‘这段描写是否真实’,转向‘我们是否有权如此讨论历史人物’‘虚构文学的边界在哪里’。
而在这个过程中,《阿甘正传》和它的神秘东方作者,会成为全美皆知的谜。”
玛丽听得目瞪口呆。她从未想过,文化传播还可以这样操作。
“可……如果赌输了?如果压力太大,杂志社真的受损呢?”她喃喃道。
“那就把所有的‘罪责’,都推到我这个‘东方学者’头上。”
贾玉振说得轻描淡写,“你可以说,是我误导了你,是我利用文化差异设置了陷阱。你甚至可以‘愤怒地’宣布与我断绝合作。但到那个时候——”
他笑了,“这本书和我的名字,早已随着那场论战,深入人心了。
而真正的读者,那些被故事本身吸引的普通人,会自己去寻找、去阅读后续。
热度,已经留下了。”
他靠回椅背,恢复了平常那种略带疲惫的平静神情:“中国的‘白话文运动’当年也是这么起来的。
先扔出几篇惊世骇俗、打破旧规的文章,引起轩然大波,吸引全民关注。
论战越激烈,新思想传播得越快。
等旧势力反应过来要压制时,新文学的读者基础已经形成了。”
玛丽久久不语,她的目光在稿纸和贾玉振的脸上来回移动。
窗外,雾气似乎更浓了,将小院笼罩在一片朦胧的灰白之中。
“贾,”她最终开口,声音复杂,“你不仅仅是个作家。你是个……战略家。”
“我只是个想活下去,也想让我的话被更多人听见的普通人。”
贾玉振摇摇头,目光变得深远,“记住,玛丽,在这个故事里,所有具体的日期都是模糊的‘某一天’,所有具体的人名都可以用代称。
我们只需要勾勒出那个时代的氛围,那些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的轮廓,以及……人性在洪流中的微光与韧性。
我们做的不是精准的天气预报,而是描绘气候变化的趋势图。
至于某一天到底下不下雨,下多大的雨……那要留给上帝和历史去决定。”
他指了指稿纸上关于阿甘先天缺陷的诊断段落:“就像这个孩子。他的腿疾,可以看作战后美国社会某种‘隐性创伤’的隐喻——表面的繁荣之下,个体的脆弱与挣扎。
他的‘智力问题’,何尝不能解读为在越来越复杂、越来越功利的世界里,一种近乎本真的、未被污染的视角?
这些解读,交给读者。我们只负责把种子埋下去。”
玛丽深吸了一口气,将那份开篇手稿郑重地收进她的牛皮公文包。
冰冷的金属搭扣发出“咔哒”一声轻响,在这个雾气弥漫的午后,显得格外清晰。
“我需要和总编商量。”她说,“也需要……做一些准备。”
“当然。”贾玉振颔首,“记住,这只是个故事。一个关于一个善良的‘傻子’,如何偶然又必然地穿越美国战后几十年历史的故事。
如果有任何‘雷同’,那绝非本意,纯属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,自己写下的巧合。”
玛丽站起身,拎起公文包。走到门口时,她回头,最后问了一句:
“贾,在你的构想里,那个叫阿甘的孩子……他后来,真的能摆脱那副金属支架吗?”
贾玉振望着院子里潮湿的青石板,雾气在石缝间缓慢流淌。
“在故事里,”他轻声说,“总有奇迹会发生。因为人们需要相信,哪怕是最沉重的枷锁,也有被打破的可能。这无关预言,这只关乎……希望。”
玛丽点了点头,撑开伞,走进重庆深秋浓得化不开的雾霭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