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五下午，发改委三楼小会议室。

林万骁刚结束一个协调会，正准备回办公室，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刘建军（正部级）在走廊叫住他：“万骁同志，有点事，方便说两句吗？”

刘建军五十多岁，在委里工作了三十年，从普通科员做到常务副主任，熟悉委内所有明规则和潜规则。他头发稀疏，总是笑眯眯的，但眼神里透着阅人无数的通透。

两人进了刘建军的办公室。办公室不大，书架上整齐码放着历年政策文件汇编，窗台上摆着几盆绿植，长势喜人。

“坐。”刘建军亲自泡茶，“武夷山岩茶，朋友刚寄来的，尝尝。”

茶香袅袅中，刘建军不急不缓地开口：“听说中部那个半导体项目，你和投资司意见不太一致？”

消息传得真快。林万骁点头：“技术上有些疑问，建议暂缓。”

“嗯，谨慎是对的。”刘建军抿了口茶，“不过万骁同志，我刚听说，该省的张为民副省长昨天来，没谈拢？”

“他希望项目尽快批，我认为还需要补充材料核实。”

刘建军点点头，放下茶杯：“万骁同志，你在地方干过，应该理解地方同志的难处。一个大项目，从谋划到申报，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说，光是协调市县、说服班子、统一思想，就是一场硬仗。好不容易材料报上来了，如果被否，或者一拖再拖，地方的压力会很大。”

林万骁没有说话，等着下文。

“我不是说你不该严格把关。”刘建军话锋一转，“但咱们审批项目，要把握好度。就像李春梅司长说的，这个省是中部崛起重点省份，去年刚批了他们一个大交通项目，今年如果半导体项目卡住了，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国家区域政策的信心。”

“可如果项目本身有问题...”

“问题分大小。”刘建军打断他，“技术来源不清，可以要求补充；地方债务偏高，可以控制规模；产业布局重复，可以优化调整。这些都不是原则性问题，可以通过‘附条件审批’来解决。”
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：“你看这个，三年前批的西部某省大数据中心项目。当时也有类似问题，技术方案不成熟，人才保障不足。但委里批了，条件是：一期只给三分之一资金，要求省里两年内引进至少五个高端团队，达不到就停二期。结果呢？省里拼了命去招商引智，两年不仅达标，还超额了。现在那个大数据中心已经成为区域标杆。”

林万骁接过文件翻看。确实，项目成功了，但这是幸存者偏差。那些没成功的案例呢？

“刘主任，您的意思是...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审批不是判卷，非要每个答案都完美才能给分。”刘建军语重心长，“咱们的政策要有弹性，要给地方试错的空间。只要大方向对，框架没问题，细节可以在实施中完善。这叫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’。”

他看着林万骁：“我知道你刚从地方上来，想严格把关，怕项目出问题。这种责任心很好。但也要考虑，如果每个项目都按最严标准卡，地方还怎么干事？发展积极性还要不要保护？”

这话说得很委婉，但意思很明白：别太较真，适可而止。

林万骁沉默片刻：“刘主任，我理解您的意思。但这个项目不一样。千亿投资，如果失败了，不仅是钱的问题，还会影响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布局节奏。我们批项目，不能只看地方积极性，更要看国家整体利益。”

“国家利益和地方发展不是对立的。”刘建军说，“地方发展好了，不就是国家利益吗？当然，你说的风险也确实存在。这样吧，我提个建议：下周一开个专题会，请省里、司里、相关专家一起坐下来谈。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，该灵活的也要灵活。找个平衡点，怎么样？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林万骁只能点头：“好，听您安排。”

“那就这么定了。”刘建军起身送客，“万骁同志，在委里工作，既要坚持原则，也要懂得变通。这个度，需要慢慢摸索。

回到办公室，林万骁心情有些沉重。刘建军的话代表了委里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：程序要走，但不要太较真；材料要审，但不要太死板。这和他“求真务实”的理念有冲突。

手机响了，是周振华。

“林主任，省里刚把补充材料报过来了。”周振华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“技术转让协议提供了摘要版，合作方是一家日本二线半导体企业；设备采购有意向书，但都是‘非约束性’的；技术团队名单列了二十多人，一半是海归，但简历很简单。”

“你怎么看？”

“说实话，比我想象的好点。”周振华说，“至少有个具体合作方了。那家日本企业我查了，确实有12英寸生产线，但工艺水平比台积电落后两代。设备意向书虽然‘非约束性’，但毕竟有。团队...简历简单，但好歹有名单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林主任，刘主任是不是找您谈过了？”

“刚谈完。”

“那就对了。”周振华叹气，“按现在这材料，如果硬要卡，也能卡住。但如果开专题会，专家一看有具体合作方、有设备意向、有团队名单，大概率会说‘基本可行，建议支持’。到时候，我们就被动了。”

林万骁走到窗前，看着楼下进出的人群：“你的建议呢？”

“两条路。”周振华说，“第一，坚持要求完整技术转让协议、约束性设备采购合同、详细团队简历。这样省里肯定提供不了，项目自然卡住。但代价是，我们可能会被批评‘设置不合理门槛’。”

“第二条路呢？”

“附条件审批。”周振华说，“批一期，控制规模，设考核指标。这是委里常用的折中方案，上下都能接受。但风险是，如果一期失败了，二期停掉，省里还是会怪我们‘当初就不该批’。”

两条路都有问题。林万骁问：“你自己倾向哪条？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：“林主任，我说实话：干了二十八年，我批了上千个项目，没有一个项目材料是完美的。如果非要完美才批，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，一半项目都上不了。有时候，确实需要一点...相信地方的能力。”

这是周振华的真心话。林万骁听懂了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下周一专题会，我们听听各方意见再说。”

挂断电话，林万骁让小陈调来那家日本半导体企业的资料。仔细研究后发现：这家企业确实有12英寸生产线，但主要生产车规级芯片，工艺停留在40纳米。而且，该企业去年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，限制技术出口。

这就有意思了。被美国制裁的企业，还能向中国转让技术？

他立即拨通了李院士的电话。听完情况，李院士在电话那头说：“这家企业我知道，技术实力一般，而且现在受制裁，设备采购都成问题。他们敢签技术转让协议，要么是绕过制裁的‘灰色操作’，要么协议里有很多限制条款。”

“如果是您，会建议合作吗？”

“如果是五年前，可以。但现在...”李院士顿了顿，“国际环境变了，这种合作风险很大。美方随时可能施压，日方随时可能终止合作。到时候，我们的生产线建到一半，技术断供，那才真是进退两难。”

情况越来越复杂。林万骁整理思路，发现几个关键点：

1. 技术来源存疑，且受制裁影响；

2. 设备采购无保障；

3. 团队实力不明；

4. 国际环境风险高。

这样的项目，怎么能批？

周末，林万骁没有休息。他约了产业发展司赵立军，一起去中科院微电子所调研。

微电子所的实验室里，研究员们正在调试一台国产光刻机样机。负责人是个四十岁出头的女科学家，叫陈敏，短发，白大褂，说话语速很快。

“林主任，您看这台，我们自主设计的28纳米光刻机样机，关键部件国产化率已经达到60%。”陈敏指着那台庞然大物，“当然，离量产还有距离，但至少证明，我们不是不能做，只是需要时间。”

“如果现在有家企业，想直接从国外引进12英寸成熟生产线，您怎么看？”林万骁问。

陈敏笑了：“那得看引进什么。如果是九十年代的老生产线，引进来也是淘汰货。如果是先进工艺，人家根本不会卖。就算卖了，也一定是阉割版，核心工艺参数不会给。”

她带他们参观了一个小型洁净室：“我们和国内几家晶圆厂有合作，帮他们做工艺优化。最深的体会是：半导体制造是know-how密集型，光有设备没用，要有经验积累。一个工艺参数，温度差一度，时间差一秒，良率可能差百分之十。这些经验，是买不来的。”

参观结束后，陈敏送他们到门口，诚恳地说：“林主任，我知道地方想发展半导体产业的急切心情。但如果真想帮忙，建议他们投资基础研究，支持设备国产化，培养工艺人才。这才是根本。直接引进生产线，看似捷径，实则险路。”

回程车上，赵立军感慨：“林主任，咱们这趟没白来。陈研究员说的，和李院士说的，基本一致。”

“所以这个项目不能批。”林万骁说，“至少不能按现在的方案批。”

“但专题会怎么办？”赵立军问，“省里肯定会找专家支持他们的方案。”

“那就找真正懂行的专家。”林万骁已经有了主意。

周一上午，专题会在发改委第一会议室举行。

省里来了六个人：张为民副省长带队，还有发改委主任、科技厅长、工信厅长，以及两个“专家”，一位是省内某大学校长，一位是某咨询公司首席顾问。

委里这边，林万骁、周振华、赵立军参加，刘建军副秘书长主持。还邀请了三位外部专家：李维民院士、中科院微电子所陈敏研究员、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强。

阵容庞大，气氛严肃。

张为民先发言，重申了项目对省里发展的重要性，展示了“最新补充材料”，并请两位省内专家背书。

省内大学校长说：“从技术原理上讲，12英寸生产线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，是完全可行的。”

咨询公司顾问说：“根据我们的市场预测，未来五年车规级芯片需求将增长300%，该项目市场前景广阔。”

轮到外部专家发言时，气氛变了。

李院士直接问那个大学校长：“校长，您实验室有12英寸工艺研发经验吗？您带过晶圆厂的技术团队吗？”

校长有些尴尬：“我们主要做理论研究...”

“那就不应该对产业化项目轻易下结论。”李院士转向张为民，“张省长，我不是反对贵省发展半导体产业。相反，我非常支持。但路径要选对。现在这个方案，风险太大。我建议调整方向，比如从第三代半导体材料、功率器件等细分领域切入，那些国内外差距小，容易突破。”

陈敏研究员展示了国产设备研发进展，然后说：“如果我们把千亿资金中的一部分，用来支持国产设备攻关，可能三五年后，我们就不用受制于人了。但现在急着引进国外二流技术，等我们消化完，可能又落后了。”

王强秘书长说得更直白：“张省长，我不是泼冷水。但据我所知，那家日本企业自己的12英寸生产线，良率都只有70%，比行业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。这样的技术引进来，有什么意义？”

省里几位领导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

刘建军看情况不对，打圆场：“各位专家都说得很好，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项目的利弊。这样吧，我们综合各方意见，提个方案：项目可以支持，但分阶段实施，严格控制风险。省里看怎么样？”

张为民深吸一口气：“刘主任，林主任，各位专家。省里为了这个项目，准备了两年，书记省长亲自抓。现在材料补齐了，专家也请了，如果还是不能批，我们回去没法交代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当然，专家们的意见我们虚心接受。但发展不能等，时机不等人。我们愿意承担风险，愿意签军令状：如果项目失败，相关责任人愿意接受任何处理！”

这话说得很重了。会议室里安静下来。

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林万骁。他是分管副主任，他的意见最关键。

林万骁整理了一下面前的材料，缓缓开口：“张省长，各位省里的同志。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决心，也敬佩你们的担当。但正是因为理解，我才更要谨慎。”

他站起来，走到投影幕前：“我这里有几组数据。第一，全球半导体产业过去二十年，新建12英寸生产线共127条，其中成功盈利的只有43条，成功率34%。第二，这43条成功产线，平均建设周期4.2年，而贵省规划是2.5年。第三，成功产线中，80%是在已有半导体产业基础的地区建设的。”

他转过身：“我不是说贵省一定做不成。但概率摆在这里，我们必须正视风险。千亿投资，如果失败了，不是一句‘接受处理’就能挽回的。损失的是国家资金，耽误的是产业时机，影响的是全省经济发展。”

张为民想说什么，林万骁抬手制止：“张省长，请听我说完。我和几位专家商量了一个新方案：项目可以批，但不是千亿产业园，而是‘百亿半导体创新基地’。重点做四件事：一是建设公共研发平台，支持企业和高校攻关；二是设立人才基金，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；三是投资国产设备验证线，为国产设备提供应用场景；四是孵化设计企业，打造芯片设计产业集群。”

他看向省里几位领导：“这个方案，总投资控制在120亿以内，中央支持60亿，省里配套60亿。如果三年后，基地能孵化出10家以上有竞争力的设计企业，引进50名以上高端人才，支持5项以上国产设备验证，我们再谈二期，支持你们上制造线。”

张为民愣住了。这个方案，和省里原来的设想完全不一样。

“林主任，这...”

“张省长，这才是真正为省里好。”林万骁诚恳地说，“有了人才、有了技术、有了企业，制造是水到渠成的事。反过来，如果直接上制造，但没人才、没技术、没市场，那就是空中楼阁。”

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。最后，张为民问：“这个方案，委里能正式批吗？”

“只要省里同意调整，我们可以立即启动审批程序。”林万骁说，“而且，李院士、陈研究员他们，愿意做基地的首席顾问。”

张为民和几位省里领导低声商量了一会儿。最后，他站起来：“林主任，我们需要回去向省委汇报。但个人认为，这个方案...更务实。”

专题会结束了。送走省里领导后，刘建军拍拍林万骁的肩膀：“万骁同志，今天这个会开得好。既坚持了原则，又找到了出路。这就是我说的，规则与变通。”

回到办公室，周振华跟了进来，脸上带着笑：“林主任，今天我真服了。您没硬顶，也没妥协，而是提出了第三条路。高！”

林万骁摇摇头：“不是我想出来的，是专家们的智慧。我们做审批的，不能只当判官，还要当参谋。地方想干事，我们要帮他们找到正确的干法。”

窗外，夕阳西下。林万骁看着晚霞，心里想：也许，这就是国家部委工作的真谛，不是简单地说“行”或“不行”，而是要在国家利益和地方发展之间，找到那条双赢的路。

这条路不好找，但值得去找。

因为，每一份批文背后，都关系着一个地方的发展，关系着千万人的生计。笔下千钧重，不可不慎，也不可不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