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九点半，林万骁的手机响了。

他拿起手机一看，是儿子林怀信打来的电话，按下接听键，儿子的声音传来：一“爸，没打扰您工作吧？”

“刚忙完，你说。”林万骁放松身体靠在椅背上，捏了捏鼻梁。书房里只开了一盏台灯，光线柔和。

“我们法学院的李教授，这学期开了一门新课叫‘产业政策与竞争法的边界’。”林怀信的声音带着学术讨论的兴奋，“今天讲到发改委去年发布的《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》，李教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当产业政策以‘防止产能过剩、促进优胜劣汰’为名，设定技术门槛、规模门槛时，这是否构成了对市场的不当干预？是否会事实上保护了现有大企业，阻碍了创新型企业进入？”

问题很尖锐，也很专业。

林万骁想了想：“这个文件我知道。当时制定背景是，光伏行业确实出现了低水平重复建设，大量中小企业生产劣质产品，既浪费资源，又影响行业声誉。设定门槛是为了提高行业整体水平。”

“但法律上有个原则叫‘竞争中性’。”林怀信说，“意思是政府政策不应该偏袒某一类企业。这个文件规定，新建光伏项目单晶硅电池效率必须达到23%，多晶硅21.5%。李教授问：一个初创企业可能有颠覆性的新技术路线，但短期效率达不到这个标准，是不是就被政策直接扼杀了？”

这个问题让林万骁沉默了。他确实没从这个角度想过。

“还有，”林怀信继续，“文件要求新建产能必须达到一定规模，说是为了‘发挥规模效应’。但规模效应应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，而不是政策预设的前提。用政策强制企业必须做大规模，是不是扭曲了市场？”

林万骁起身走到窗前。北京的夜晚灯火通明，每一盏灯背后可能都有一家企业、一个团队。他想起上周审批的那个半导体项目，想起了东西部协调会上的争论，想起了无数份需要他签字的文件。

每一份文件、每一条政策，都可能像儿子说的那样，在推动一些事情的同时，也在阻碍另一些事情。

“怀信，你说的问题很深刻。”林万骁缓缓说，“但政策制定不能只考虑理论上的完美。现实中，市场会失灵，企业会短视，行业会无序发展。就像光伏，如果没有那轮整顿，现在可能还在打价格战，还在生产一堆几年就报废的劣质板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能用《产品质量法》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来规范，而非要用产业政策直接规定技术参数和规模？”林怀信追问，“法律是设定底线，惩罚违规者；但产业政策是在画跑道，规定怎么跑。哪个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？”

这个问题更难回答了。林万骁想起自己审批项目时的标准，技术先进性、经济可行性、产业带动性...这些标准本身，不就是在“画跑道”吗？

“爸，我不是质疑您的工作。”林怀信听出了父亲的沉默，“李教授也说，中国的产业政策总体上推动了经济发展。但作为法学研究者，我们需要思考：政策的边界在哪里？干预的限度在哪里？如何在促进发展和保护竞争之间找到平衡？”

林万骁走回书桌前，翻开笔记本。上面记着岳父夏弘文的话：“修河的人，眼睛不能只盯着眼前这一段。”

现在儿子的问题让他意识到：修河不仅要有全局视野，还要思考这条河该不该修，该怎么修，修多宽多深才合适。

“怀信，你这个问题，我需要认真想想。”林万骁诚恳地说，“说实话，我审批项目、制定政策时，更多考虑的是‘怎么做成事’，而不是‘该不该做’‘做到什么程度’。你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”

“那我换个问题，可能更具体。”林怀信说，“如果现在有一个新能源汽车项目申报，技术很创新，但规模很小，不符合产业政策里的规模要求。您是批还是不批？”

这个问题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林万骁记忆中的一扇门。他想起了几年前在西明时的一个案例。

“怀信，我给你讲个真实的故事。”林万骁说，“西明有家企业，做特种电池的，创始人是个海归博士。他们的技术很独特，能用更低成本做出高性能电池，但产能很小，一年就几万套。当时省里出台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，要求电池企业产能必须达到百万套以上才能享受补贴。那家企业达不到，差点倒闭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我们做了调研，发现他们的技术确实有突破性。就特批了一个‘技术创新试点’资格，给了少量资金支持，但要求他们三年内必须实现产业化。”林万骁回忆，“结果你猜怎么样？三年后，他们不仅活下来了，还把产能做到了五十万套，技术还出口到了德国。如果当时死卡政策，这家企业就没了。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

“所以政策需要弹性？”林怀信问。

“需要，但弹性也会带来问题。”林万骁说，“给了这家企业特批，其他企业就会问：为什么他能例外？是不是有关系？这就产生了不公平。后来我们不得不完善政策，设立了‘技术创新型小微企业特殊通道’，把特批变成了规则。”

“这就是法治思维。”林怀信说，“把个案中的合理做法，变成普遍适用的规则。既给了创新空间，又避免了随意性。”

“对。”林万骁点头，“所以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，初创企业达不到技术门槛怎么办，我觉得可以设计‘创新豁免’机制。新技术、新路线，可以申请暂不适用现有标准，但必须承诺在约定时间内达标。这样既给了创新空间，又保证了最终质量。”

父子俩就这样聊了一个多小时。从产业政策谈到反垄断，从市场准入谈到公平竞争，从中国实践谈到国际经验。

林怀信最后说：“爸，李教授想请您来我们学院做个讲座，就讲‘产业政策制定的法律边界’。他说，实务部门的领导能和法学界对话，对双方都有益。”

“可以安排。”林万骁答应了，“我也需要听听法律界的意见。政策制定不能闭门造车。”

挂了电话，书房里恢复安静。但林万骁的心却不平静。

儿子的问题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他工作中那些习以为常却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。他审批项目时，是不是太习惯于用“标准”“门槛”“规模”这些量化指标？是不是忽略了这些指标可能对创新的压制？是不是在促进一些企业发展的同时，无意中扼杀了另一些可能性？

他打开电脑，调出正在制定的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（修订稿）》。这是产业发展司牵头起草的，已经征求了三轮意见，下周要上主任办公会。

他仔细阅读那些条款：

“新建纯电动汽车企业，上两个年度研发投入不少于20亿元”小企业怎么办？

“产能建设规模不低于10万辆/年”需要这么大吗？

“电池系统能量密度不低于180wh/kg”会不会阻碍新材料探索？

每一条都有其合理性，但每一条也都可能成为创新的障碍。

林万骁拿起红笔，在文稿上批注：“建议增加‘技术创新型企业差异化标准’条款，对掌握颠覆性技术的企业，适当放宽规模、产能等要求，但加强技术验证和产业化进度考核。”

批完这一条，他想了想，又加上：“建议引入‘日落条款’：本文件有效期为三年，到期后评估实施效果，决定是否修订或废止。防止政策固化。”

做完这些，已经十一点了。他合上电脑，却没有睡意。

走到阳台上，夜风吹来，带着深秋的凉意。远处的城市灯光如星海般延展，每一盏灯下，都可能有一个像儿子描述的那样，在现有政策框架边缘艰难求生的创新企业。

他们可能是未来的华为、比亚迪，也可能在明天就倒闭。而他的笔，他的审批，他的政策，可能决定他们的命运。

这种权力，让他感到沉重，也让他更加警惕。

手机震动，是产业发展司赵立军发来的信息：“林主任，关于新能源车指导意见，有个新情况。特斯拉中国公司提出，他们的研发投入全球统一核算，无法单独计算中国区投入，不符合我们20亿研发投入的要求。但他们愿意承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，投入不低于30亿。您看怎么处理？”

又是一个政策和现实的冲突。

林万骁回复：“明天上午开个专题会，请特斯拉、产业司、法规司一起研究。原则是：既要维护政策严肃性，也要考虑跨国企业的特殊性。可以设计替代性考核指标，比如在华研发人员数量、专利申请量、本地供应链比例等。”

回复完，他想起儿子的话：“政策需要弹性，但弹性要有规则。”

也许，他需要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系统化、规范化的政策弹性机制。不是个案特批，而是预设通道；不是随意变通，而是规则创新。

回到书房，他打开一个新的文档，标题是：《关于建立产业政策“创新包容”机制的思考》。

他写道：

“当前产业政策制定中存在的几个问题：

1. 标准‘一刀切’，不利于技术创新；

2. 规模导向明显，不利于中小企业；

3. 修订周期长，跟不上技术变化速度。

建议探索建立：

1. ‘创新沙盒’机制：允许新技术、新模式在限定范围、限定时间内试点，暂不适用部分现行政策；

2. ‘规模豁免’条款：对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，适当放宽规模门槛；

3. ‘快速修订’通道：对技术迭代快的行业，政策每两年评估修订一次；

4. ‘政策影响评估’制度：重大政策出台前，评估对市场竞争、创新的可能影响...”

写到凌晨一点，文档已经有了三千字。林万骁保存文件，关掉电脑。

他知道，这些想法要变成现实，还需要大量论证和协调。但至少，他开始思考了。

而这一切，源于儿子的一通电话，源于那个关于“边界”的法学课题。

也许，这就是传承。父亲在实践中探索，儿子在理论上思考，两代人的对话，可能碰撞出新的火花。

林万骁躺在床上，想起父亲当年也是干部，自己小时候也常问父亲工作上的事。那时不懂，现在懂了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考。

而他这一代的使命，不仅是推动发展，还要思考如何发展得更好、更健康、更可持续。

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淡淡的光痕。

林万骁闭上眼睛，心中有了新的方向。

明天，他要和同事们分享这些思考。也许，一场关于政策制定理念的讨论，即将在发改委这座大楼里展开。

而这，可能比他审批多少个项目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。

因为政策是源头，理念是根本。

改变了理念，才能改变河流的走向。

而他，愿意做那个最先思考改变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