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万骁的办公桌上，摆着三份厚薄不一的文件。

最厚的是《西部老区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七百多页，由铁一院、铁二院联合编制。中间的是《三省协调会议纪要》，从三年前第一次协调会开始，已经积累了二十二份。最薄的，却最沉重，一封老区群众联名信，皱巴巴的信纸上，按着密密麻麻的红手印。

“尊敬的领导：我们是西山、北山、南山三个革命老区的老百姓。听说国家要修铁路，我们盼了三年，可铁路还没开工。我们的核桃运不出去，孩子上学要翻三座山，老人看病要坐一天车。恳请领导关心，让铁路早点修起来...”

信是上周收到的，通过信访渠道转来。林万骁已经看了好几遍，每个手印都像敲在他心上。

他按下通话键：“小陈，通知投资司周司长、区域司李司长，还有铁一院的同志，半小时后开会。”

会议室里，铁一院的总工程师王工正在讲解：“这条铁路全长427公里，连接西、北、南三个山区省份的十个老区县。技术难度大，桥隧比超过70%，总投资预算487亿元。”

屏幕上出现线路走向图。一条红线像蚯蚓一样在山区蜿蜒，在几个关键节点分出了三个版本。

“分歧主要在这里。”王工用激光笔点着地图，“西省希望线路从他们境内的平川县经过，设两个站；北省要求照顾他们的大梁县，最好能设个枢纽站；南山省则认为线路应该绕行他们的红色旅游区，带动旅游业。”

区域司司长李春梅补充：“出资比例也谈不拢。三省都希望少出钱、多设站。按照‘谁受益谁出资’的原则，我们建议三省按受益比例分担地方配套资金，但三省都说自己是贫困地区，拿不出钱。”

周振华苦笑：“这项目拖了三年，就是因为三省达不成一致。每次协调会都吵架，开完会各自回去找关系、递材料。咱们委里也很为难，强行拍板，怕激化矛盾；继续协调，又没完没了。”

林万骁看着地图上那三个版本的红线，每个版本背后都是一个省的诉求，都是几十万老区群众的期盼。

“群众联名信，你们看了吗？”他问。

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
“看了。”李春梅低声说，“每次去协调，都有老百姓拦路反映。但三省都说自己代表群众利益...”

“群众要的是铁路，不是扯皮。”林万骁站起身，走到地图前，“王工，按你的专业判断，哪个方案最优？”

王工犹豫了一下：“从工程角度，西省方案最优，线路短28公里，节省投资约40亿。但从带动发展角度，南山省方案更好，经过的贫困县多，受益面广。北省方案...更多是考虑他们自己的区域规划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没有绝对的最优，只有不同的考量？”林万骁问。

“是的。”王工点头，“铁路选线就是这样，要平衡技术、经济、社会多方面因素。”

林万骁沉思片刻：“这样，我们换个思路。不讨论‘哪个方案好’，先搞清楚‘为什么要修这条铁路’。”

他让王工调出老区县的资料。十个县，总人口320万，2022年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5%。特色产业是核桃、中药材、旅游，但交通不便，好东西卖不出去。

“这条铁路，不是普通的干线铁路，而是扶贫铁路、民生铁路。”林万骁说，“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：怎么让铁路最大限度惠及老区群众，而不是怎么满足各省的政绩诉求。”

李春梅眼睛一亮：“林主任的意思是...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亲自去老区看看。”林万骁说，“坐在办公室里看地图、算数据，永远理解不了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。明天出发，用一周时间，走完这十个县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两辆越野车驶出北京。除了林万骁和三位司长，还带上了铁一院的两位工程师。

第一站是西省的平川县。这里是西省方案的必经之地。县委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说话实在：“林主任，不瞒您说，我们县太需要铁路了。全县三十万人，去年财政收入不到五个亿，主要靠核桃。可山路难走，核桃运出去损耗率超过30%。如果铁路能过，我们愿意承担更多的配套资金。”

林万骁问：“如果铁路不过你们县，而是走北省的大梁县呢？”

县委书记脸色一暗：“那...那我们县的核桃产业可能就完了。现在还能勉强维持，如果别人通了铁路，成本降下来，我们就没竞争力了。”

第二站是北省的大梁县。这里是北省方案的核心。县长带着他们看了规划中的铁路枢纽站选址，一片开阔地，周边已经预留了工业园区用地。

“我们规划了‘站城一体’发展模式。”县长指着规划图，“铁路站房周边布局物流园、加工园、商贸区。大梁是三省交界，有了铁路，就能成为区域中心。”

“可你们县的受益人口只有二十万，而且相对富裕。”李春梅问，“为什么一定要设枢纽站？”

县长坦言：“省里的意思，是要把大梁打造成区域增长极。铁路是最好的抓手。”

第三站是南山省的红色旅游区。这里保存着完好的革命旧址，但游客不多。县委书记说：“我们最大的优势是红色资源，但交通不便，留不住人。如果铁路能到，一天就能从省城过来，游客量至少翻三番。”

走完三省，情况清楚了：每个方案都有自己的道理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难处。

晚上在南山县的招待所，核查组开会。

周振华摊开笔记本：“我算了下。西省方案最省钱，但受益县少；北省方案能形成枢纽，但主要受益的是一个县；南山省方案惠及面广，但投资最大。”

“如果只考虑工程经济性，选西省方案。”铁一院的王工说，“如果考虑扶贫效果，选南山方案。”

林万骁一直没说话。他在想白天看到的一幕幕：平川县的老农背着竹篓，走十几里山路去卖核桃；大梁县的孩子在尘土飞扬的公路边等校车；南山县的老导游，对着空荡荡的革命纪念馆，一遍遍练习解说词...

每个地方都需要这条铁路，但铁路只有一条。

“也许，我们思路错了。”林万骁突然说。

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
“我们总在想‘铁路怎么走’，但有没有想过，铁路能不能同时满足多个需求？”他走到白板前，“比如，主线走西省方案，节约投资；但修一条支线到南山红色旅游区；在大梁县设个中间站，虽然不是枢纽，但也能停靠部分列车。”

王工皱眉：“这样投资会增加...”

“但受益面也扩大了。”林万骁说，“而且，我们可以设计不同的出资比例。主线部分，三省按受益程度分担；支线部分，主要由受益方承担；站点设置，谁想要枢纽功能，谁就多出钱。”

李春梅眼睛亮了：“用经济手段引导选择，而不是行政强制！”

“对。”林万骁继续，“还可以引入社会资本。比如红色旅游支线，可以搞ppp模式，旅游公司出部分资金，未来从旅游收入中回收。物流园区建设，可以吸引物流企业投资。”

思路一打开，讨论就热烈起来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一个全新的方案逐渐成形：

主线采用西省方案，节省投资；修一条42公里支线到南山红色旅游区；在大梁县设二级站，预留升级条件；十个老区县都设站，但根据客货运量分等级；出资比例根据受益程度动态调整...

凌晨一点，方案框架基本敲定。林万骁让王工连夜计算投资和效益。

第二天早上，新的测算结果出来了：总投资从487亿增加到512亿（增加5%），但受益人口从120万增加到280万（增加133%），带动Gdp增长从80亿增加到150亿。

“这个方案，三省能接受吗？”周振华问。

“试试看。”林万骁说，“通知三省，明天在南山县开协调会。把新方案和老方案都摆出来，让他们选。”

第三天上午，南山县委会议室。

三省分管副省长、发改委主任、相关市县领导，坐了三十多人。气氛紧张，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方案和诉求。

林万骁开门见山：“各位，我们用了三天时间，走了十个县，听了各方意见。今天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，是来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的。”

他让王工讲解三个旧方案和新方案的对比。

讲解完，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。

西省副省长先开口：“新方案主线走我们平川，我们接受。但支线到南山，凭什么要我们分担投资？”

南山省副省长立即反驳：“你们主线受益最大，多出点是应该的！”

北省的代表则关心：“大梁站是二级站，不是枢纽，那我们省里的规划就落空了...”

眼看又要吵起来，林万骁敲了敲桌子：“各位，我先说清楚。今天这个会，不是来讨价还价的。新方案是综合考虑了技术、经济、社会效益的最优解。你们可以提意见，但必须基于事实和群众利益，不能只考虑自己那点小算盘。”

他调出群众联名信的照片：“老百姓按手印，不是让我们在这里扯皮的。他们等了三年，还要等多久？”

这话很重。三省代表都沉默了。

林万骁放缓语气：“当然，你们的困难我们也理解。所以新方案设计了弹性机制：出资比例可以协商，站点功能可以调整，甚至建设时序都可以分阶段。但前提是，必须先把框架定下来，铁路必须开工。”

他提出一个具体建议：“我建议，成立三省铁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，由各省分管领导组成，发改委派人协调。每月开一次调度会，有问题当场解决。资金问题，发改委可以协助争取国家支持，但三省必须拿出诚意。”

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，又从下午开到晚上。争论、妥协、再争论、再妥协...

晚上十点，终于达成了初步共识：原则上同意新方案，成立协调机制，尽快完成方案细化并报批。

散会时，南山县委书记握着林万骁的手，眼眶泛红：“林主任，谢谢您。这条铁路，我们盼了一代人。”

回程车上，所有人都很疲惫，但也很振奋。

李春梅感慨：“没想到，拖了三年的死结，就这样解开了。”

“不是解开了，是找到了新的打法。”林万骁望着窗外的夜色，“以前我们总想当裁判，判谁对谁错。其实应该当教练，教他们怎么合作。”

周振华点头：“这次学到了。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权力，要靠智慧。”

这条铁路，不只是427公里的钢铁线路，更是320万老区群众的希望之路。

而他，有幸能为这条路尽一份力。

这，就是工作的意义。

手机震动，是儿子林世宇发来的信息：“爸，我的个展定在下周五，您能来吗？”

林万骁回复：“一定去。”

窗外，星星出来了，在山区清澈的夜空中格外明亮。

就像那些红手印，虽然微弱，但汇聚在一起，就能照亮前行的路。

林万骁相信，这条铁路一定会修成。因为这是民心所向，是时代所需。

而他，将继续在这条为民服务的路上，坚定地走下去。